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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百姓再也榨不出油水的时候，再无妥协余地的新党就只能向旧党发起决战，科举就此取消。

    事实上回顾宋史，因为封建时代变法本身的软弱性，导致所有变法最终都只会变成对下索取，与三次兴学相对应，宋朝的第一次苛捐杂税激增就发生在仁宗一朝。

    而北宋的第二次苛捐杂税激增恰恰就是宋徽宗时期，而且这还是建立在并未废除仁宗一朝杂税的情况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惨况和地主们兼并土地的盛景已可想而知。

    宋徽宗和蔡京执政时的极度**在咱们历史课本上都有，故而此处就不再赘述，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水浒传》当中的智取生辰纲。

    水浒传的故事是施耐庵根据宋江起义记录加工而成，但生辰纲这道苛捐杂税在徽宗时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相较于当时境况只能算九牛一毛。

    失去了科举掣肘的太学制度也飞速**。

    事实上神宗的元丰年间太学就已经滋生**，虞蕃讼案中虞蕃怒喷三舍法“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引得神宗下令清查，最终查出连参知政事和开封府尹都有牵连，形成了震惊一时的元丰太学狱。

    徽宗废了科举后，太学也很快偏离了三舍制以行实取士的初心，定“八德”取士，时人非议“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

    在单靠三舍法晋升的情况下，奔竞贿赂之风大起，学术**之风难刹，在公平这一点上比起来科举反倒远远不及。

    而地方上的州学县学在财政上更是困难，地方地主联合官员侵吞学田更是屡见不鲜，于是十六年后科举又重新举行。

    虽然最终崇宁兴学本质上也是以失败告终，但整体来说徽宗时还是继承了前两次的变法，将王安石抬到了孔圣人的身侧，并最终推进出了北宋兴文的终极形态。

    其实回顾三次兴学，虽然能列出来一百条缺点，但单单王安石喊出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跨时代的指导思想就已经值得肯定。

    王安石是真正意义上点燃北宋变法兴学之火的人，但恐怕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变法能走到哪一步。

    毕竟教员说的相当明白，变法改革这事儿不是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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