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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且有外敌环伺……”

    李世民止住了话语不想再说下去，接下来自便是靖康乱而北宋亡。

    此事后世虽未详细说过，但从其零星之言来看，其惨绝人寰之事或书之不尽。

    “陛下之见，发人深思也。”长孙无忌恭维了一句。

    相比于长孙无忌的溜须拍马，杜如晦与房玄龄则是拧着眉头思考陛下方才所言。

    明明登基称帝如今不过才第五年，但看这北宋之政事，陛下却反倒比他们这些精于文事的老臣更快一语破的。

    以军阵析阵事还颇有条理，再想想那宋两党之争释文生义捏造罪名一副你死我活之势，两人心情一时间竟沉重了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徽宗诏罢科举并不能凸显其人英明或者昏庸，这个决策更像是在新政改革这条路上，狠狠踩了一脚油门。

    拜宋朝相当兴盛的文治所赐，太学制与科举制的优劣和存废问题基本上贯穿了历次兴学。

    比如庆历兴学时，仁宗就诏群臣讨论教育，欧阳修等人上表力陈科举弊端，并首次提出了三舍法，只不过当时并未得到采纳。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中，新旧两党围绕科举和太学的弊端更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丝毫不让。

    最为特殊的便是哲宗继位高滔滔听政的元祐年间，旧党得势后几欲废学，以苏轼为首的废学派对太学极端轻视，称若是圣贤复生，则“选举养才，其必有道，何必由学？”主张百年科举之法不可变。

    相较而言，当时力挺太学的苏颂看法也更接地气，首次喊出了“国家取士，行实为先”的意见，并诘问科举“但校文词，何知行实？”

    不过关于两者优劣存废之议当中最有远见的还是第二次兴学时吕公著的意见，在科举正盛的神宗一朝他上表劝告，请神宗“先建学校，兼而行之，学校进者岁增，科举取者岁减”，这样花上一二十年便可以保证从科举到学校的平稳过渡，但可惜后来两党斗争愈发酷烈，这份意见也被束之高阁。

    而关于徽宗为何选择如此激进的做法呢？

    现代知识告诉我们，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封建时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则不同，由皇权和朝堂发起的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互相妥协。

    变法新政既想求国家富强，又想求士人满意，还想求个人好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次次变法中受伤的永远只有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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